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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抗战老兵讲故事 2015-09-30 08:46:12     来源:来源:华航集团     作者:本站原创    

  人物档案:蔡庆棠,90岁,1925年出生于河南信阳,1943年离开国立第十八中学,投笔从戎参加中国驻印远征军,任战车第六营第三连班长。次年回国,从事后勤运输工作。1946年复原后考取国立安徽大学法律系。解放后回到武汉,任武汉市总工会工人文艺工作队干事,后分别任职硚口工人文化宫副主任,市总工会宣传部俱乐部科科长,东西湖区宣传队队长、文工团团长,江汉工人文化宫副主任。常年编书、授课,参与编辑《工会文化体育工作手册》、《职工文化理论初探》等书籍。
       蔡庆棠:烽火连天流离苦投笔从戎意气扬
       抗战老兵蔡庆棠今年已经90岁了,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慕名来到武汉航运医院对老人进行采访。见到蔡老时正好是星期三,蔡老和他的老伴,正在武汉航运医院的活动室看电影,其乐融融。初次见到蔡老时,他就给人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感觉。蔡老的这一生,早年经历过流亡学生的时期,体验过远征军的生活,解放后在武汉市总工会兢兢业业工作一辈子。离休后,他写写诗、唱唱歌、习习字、看看电影,和全市企业界、工会系统数以百计的离、退休老干部们一样,在港航集团武汉航运医院“安家”,乐享晚年。得知我们的采访意图,他高兴地招呼我们在老干部病房坐下,还亲自给我们搬椅子,而自己却执意要坐到床上,让人钦佩蔡老的身子骨相当的不错。蔡老自述性格内向,但他和医院待他及老伴如“爷爷、奶奶”的90后护士谈笑自如、十分开心。金秋的阳光从窗外洒落进来,在轻松的氛围中,一段“十年孤旅天涯梦”的抗战记忆就此展开——
       我1925年出生在河南鸡公山,那个时候还属于湖北和河南共同管理的范围。我的童年都是在山上度过的,因为父亲是当地唯一有文化的人,所以很受人尊敬,虽然不富裕,但相对的我们家的日子还过的不错。小学快毕业的时候,也就是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为了躲避战火、不愿被侵略者统治,很多学校开始带领学生流亡。当时有两所学校,来到鸡公山,是由张学良任校长的东北中学和东北大学。小学毕业后,我和哥哥两个人,都考进了东北中学。
       还记得那日,我和哥哥照常去上学,但适逢七七抗战爆发,学校接到通知,为了躲避日本的攻打,要求全校立刻迁移。年少的我们,也不明白离别的意义,没来得及和父母告别,就和哥哥随着学校开始流亡,没有想到与父母这一别就是十年。每当回想起这段经历,我都会流泪。我流亡的这段经历,也成为我之后加入远征军最重要的原因。
       流亡的第一站,来到武汉。那个时候就是保卫大武汉的前两个月,当时武汉抗战情绪已经十分高涨,夜里游行、讲演的人都很多,武汉并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1938年6-7月,我们分批来到了湖南邵阳桃花坪,每天都在木板房里继续学习。因为我们学校办学的地点是在一条有100多年历史的废弃老街上,并且当时由于战争,民风彪悍,学校担心有土匪来袭,还在街的两头设下碉堡,安排校警巡逻,可能因为学校是从东北战争流亡来的,所以校警手上还有十几条枪,为了造声势,还从外面运来了两箱假枪,虽然我们都知道,但同学之间从未讲出来。还是年纪小害怕、不懂事,这样的小事带来的安全感也是足够的。那个时候,我们穿草鞋踢球,无论冬夏都是一件单衣,闲来无事唱唱歌,因此在我们学生之间流传这一句话“流亡三部曲。伴我走天涯。”
       1937年秋天,又因长沙大火,日寇入侵湖南,学校在桃花坪只呆了四个月,就奉命往四川静宁寺搬迁,行程长达十个月。次年四月,学校命令徒步到芷江,我们全校师生凭着两条腿,走曲径,爬高山,风餐露宿。在流亡过程中,害怕遇到土匪,我们每个人都要在背囊里插上一把伞,装作是枪的样子,从远处看根本看不出来。在这段颠沛流离的路途中我记忆里面始终记得一位老师,我们的历史老师赵继光。我们在迁往芷江的路上,沿路会有收容站,赵老师每到达一个收容站,都会偷偷塞钱给他遇到的第一个学生,想尽自己所能去让学生过好一点。有一次中秋,我和哥哥因为想念家人,躺在地铺上悄悄抹眼泪,赵老师路过看到这一幕,写了小纸条安慰我们,并在我们的枕头下塞了几块钱,这对于年幼的我们来说十分温暖。若干年后,我去东北大学找同学时,还见到过赵老师。
       那段日子,我们走路走到脚上的草鞋都破了,也只能用米粒黏起来,长途跋涉来到湖南的辰溪县就没有办法继续行进了,学校只能租了几十艘小船来渡江。八个小孩一艘小船,躺下睡觉脚都无法伸直。我们整整在船上呆了半个月才靠岸。又走了十几天,然后到了芷江。芷江是湘西较大的一个城市,是湘黔的交通要道,建有飞机场,所以经常有敌机来轰炸。当时也没有警报器,每次都是战士骑摩托车,插上红旗,走街串巷,我们看到红旗,便知道敌机又来了。有一次看到警报的时候晚了,只能慌慌张张的躲到一个快干涸的河塘洼地里,炸弹就在我们旁边较近的位置爆炸了,泥土把我们都埋了起来。炮台上的高射炮射程根本没有办法打到飞机,伤兵医院全部被炸塌,伤兵基本上都牺牲了。情况紧急,学校只能尽快离开芷江。为了快速转移到重庆,学校只能要学生自己想办法走。芷江有个汽车检查站,学校老师拜托检查的宪兵帮忙,要是开往重庆的货车上有空位的,就捎上两三个学生一起走,一般来说司机都不会拒绝。就这样我和哥哥还有另外一个同学经过息烽、遵义、娄山关、桐梓,到綦江。1939年重庆大爆炸第二天到达重庆,在重庆寻找了许久,才与学校大部队回合。
       我们最后落脚的地方是川东自流井,也就是现在的自贡市。学校在静宁寺内读书办学,我们去之前东北中山中学已经到了,静宁寺就一分为二,两所学校一起在里面学习。相对于中山中学,我们学校情况复杂得多。到了没多久,就开始了学潮运动,校内分成两派,成立了三青团支部,解聘进步教师,开除进步学生。进步师生发起罢课,把三青团头子驱逐出校。有一天半夜,有住在高楼的同学发现有一队人举着火把往学校走,就把全校师生叫起来,天不亮学校就被宪兵包围了。同学们赤手空拳,掀砖揭瓦和宪兵对打,坚持了很久,终因过度疲劳,又值天寒衣食不济,宪兵队趁夜爬墙强行进入学校,把我们遣送到威远县的一个学校写悔过书,等我们回到学校教育部宣布解散东北中学的布告已经贴满了整个静宁寺,将高中部分并入川北三台县的国立第十八中学,。而我们初中部并入了东北中山中学,继续留在静宁寺。我初中毕业之后,并不想继续在东北中山中学的高中继续念书,第一是因为我哥哥之前随着东北中学去了三台县的国立第十八中学,我想去找他;第二个,中山中学的教育方法我不是很适应。为了去三台县参加国立第十八中的考试,我只能徒步走到威远县去找在那边税务所上班的学长借路费,去了之后没找到人,失魂落魄地又回到静宁寺,嚎啕大哭以为自己去不了,好在学长看到我留下的字条,拜托在自流井的好友帮助了我。我同其他7名同学一起来到了三台县参加中考,考进了国立第十八中学。
        1943年,我读高二,徐思平中将来三台县招兵,召集大中学生在开动员大会的时候,分析国内外形势,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投笔从戎,为国家做出些贡献。当时我也是一腔热血,开完会之后也没和哥哥商量,就马上跑回学校报名参军。和我一起的是我最好关系的同学,前几天打电话过去,他已经去世了。像我这样年纪大的人,也许近几年的事情记不到,但是那段岁月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当时很多知识青年都应招入伍,部队在成都成立了教导团,给我们进行了简单的军事培训之后,就让我们自愿报名兵种了。在入伍之前,我们所有人都很清楚,我们是作为中国赴印远征军做储备的,同学们都是约好加入同一个兵团,最后都归入了战车营,作为一名坦克兵前往印度战场。当时我们的军服、吃的、用的都是英国货,武器是美国的,前往印度后就驻扎在兰姆伽,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我们六营抵达的时候,正面战场的大规模战争已经结束了,虽然我没有参加战斗,但战场上的氛围我们每一个驻印军都是能感受到,像我们这样的老兵,就是活着的历史见证,只要我们在,我们的故事在,日本人就不能否认侵华这个事实。1944年底,我就作为运输兵,在印度的美国驾驶学校集中学习,同部队开着100辆美国大卡车,沿着中印公路,运送物资回国。回国的路上因为路程太长,路也不好走,我的战友翻车被甩出车外当场牺牲。一路上的情绪都十分低落,直到我们在广西看到日本宣布投降的大字报,那个时候我们心情的激动无法言表。
       归国后,部队以贵州为基地,后变成快速纵队,归入战车三团,负责接受坦克兵。这个时候我们知识青年就想申请退伍重新回学校了,可是当时国民政府不放人。我们推选学生代表去谈判,因为当时招兵的时候说得很清楚,日本投降可复员;服役两年可复员。我们这一批学生兵内心里是不想打内战,想要回大学读书的,最终在我们的据理力争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妥协。
       复员之后,我在安徽大学读书,为什么没有回家呢?因为那个时候家来早就从河南搬到武汉了,跟家里联系,这一来一往就耽误了时间。待我再见到父母,我们已经分别10年,真切的应了那句少小离家老大回。回到武汉,父母都认不出我的样子了,母亲拉着我说:常常在梦中见到我和哥哥,牵着我们的手,但当初要是知道我们一去就是十年,是万万不会放我们离开的。这段经历我写了一本书《天涯孤旅十年梦》,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才能体会,才知后悔,才懂父母恩啊!
       武汉解放之后,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市总工会一直干到了离休。我今年90岁了,我回忆我走过的这一生,经历了战争的岁月,感受到了流亡学生的艰辛,分享了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体会到了社会主义的美好。特别是这次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我很自豪,很放心,中国强大了,我们这些老兵就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